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任务，这是一项文化战略工程，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贯彻执行，一定要做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的统一国家，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十分关注民族宗教问题，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加以对待和处理，逐渐积累起相关的理念和实施的体制与政策，形成行之有效的“神道设教”方针与“多元通和”的中国模式，促进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道德进步，当然，也有曲折和教训。

　　当代中国，民族宗教的多元一体格局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但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与经济体制经历了历史性革新，民族宗教关系便出现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例如：过去是儒家主导社会，现在是社会主义主导社会；过去存在过民族压迫和歧视，现在各民族一律平等，亲如一家；过去发生过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华，现在中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爱国教会；过去各教之间、教派之间在某些政治势力操控下发生过一些激烈的冲突，现在宗教关系中的矛盾可以随时有效化解，能够维持宗教和睦，还能相互学习。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多元通和”传统可以并且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落后，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压，一些国人急于向西方学习以实现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而来不及深入反思和区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认为中国落后是传统文化落后造成的，一律加以否定，于是提出“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激进口号，把传统美德统统视为“封建道德”。在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民国时期学界主流视宗教为迷信和愚昧，提出各种“取代宗教”的方案，认为未来中国新文化中没有宗教的地位。于是，中国人形成很浓厚的文化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儒、道、佛三家及其铸造的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明确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将宗教界人士作为统一战线对象予以团结和帮助，并取得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理论与政策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接续中华文化和党的优良传统，并不断向前发展。以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开始确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强调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史上第一次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关系：两者不是敌对的，经过引导，宗教能长期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正确的理论必然产生巨大的正能量，此后宗教工作日新月异，为推进宗教和睦、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宗教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1963年，毛泽东批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为中国宗教学的诞生播下了种子。1979年，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正式启动了全国性宗教研究工程。《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努力办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党的理论队伍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30多年来，在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指引下，中国特色宗教学学术研究蓬勃发展，研究机构遍布中央与地方，研究队伍迅速成长，研究刊物所在多有，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内外学术交流十分活跃，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大学设立了宗教学专业，宗教学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在为宗教工作提供理论咨询、活跃人文学术研究、帮助国人善待宗教并与之和谐相处、推动海内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宗教学从起步到今日，笔者见证了全过程，并参与其中一边学习一边研究。按照周总理关于研究宗教要研究它的历史、理论与现状的指示，依托在北京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哲学的基础，笔者先是从道教史研究扩展到中国宗教发展史全方位研究，同时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努力加以准确理解；又吸收西方宗教学成果，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渐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探讨，重点在总结和阐扬中国经验和模式。近10年，笔者与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学科的同事们一起探索将宗教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的道路，创建了民族宗教学，企望对民族与宗教之间多层面、相交叉的关系作出理论说明，其核心理念是：族教和谐，多元互补。

　　习近平总书记近些年多次强调要大力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并且将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提炼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就彻底扭转了近百年以来文化上反孔批儒的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有力地拨正了中华民族通往文化自信和自觉的路向。儒学不是宗教，但它的仁爱中和之道在历史上一直主导着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发展的总态势，使中国宗教很早就走上道德宗教的道路，具有较强包容性，因而形成政教关系与宗教关系的主旋律：多元和谐。研究中国宗教不能不研究儒学，它关系到各种宗教走中国化道路的问题。因此，这些年我研究中国宗教模式时，花很大气力研究儒家的宗教观和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一论述非常重要，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方针、政策的精华之所在，是我国宗教发展的康庄大道。而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与儒学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研究要借鉴历史经验，更要开拓创新。我们面对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宗教，是正在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中的中国宗教，是国际关系空前紧密又空前复杂条件下的中国宗教，研究必须要有时代高度，凸显中国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的理论创造。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阐释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并用以指导宗教工作。党中央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适应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的引导工作重要性。适应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核心，宗教学学者应加以系统阐发，来充分说明中国社会主义者对宗教应有的态度和政策。

　　中国人大多数不是正式宗教信徒，宗教学起步又较晚，长期以来形成的忽视和歧视宗教的观念至今仍有影响，很多人对宗教既无知识又有偏见，这种情况的完全改变需要一定时间。中国宗教学学者有责任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向社会传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宗教基础知识，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提供正能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丰富和完善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继续开拓的空间很大。

　　作者: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本文节选自2018年12月出版的作者新著《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